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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质(一一二七~一一八九)字景文,自号雪山,兴国人,有“雪山集”。他佩服苏轼,甚至说:“一百年前……有苏子瞻……一百年後,有王景文”。他的诗很流畅爽快,有点儿苏轼的气派,还能够少用古典。他的朋友张孝祥也以第二个苏轼自命,名声比他响得多,而作品笨拙,远不如他。至於他的“绍陶录”,那是表示他羡慕陶潜那样的隐逸生活,并非效法陶潜的诗歌,而且“陶”字指陶潜、陶弘景两个人,所谓:“渊乎栗里,谧哉华阳”。春郊草木明,秀色如可揽。雨馀尘埃少,信马不知远。黄乱高柳轻,绿铺新麦短。南山逼人来,涨洛清漫漫。人家寒食近,桃李暖将绽。年丰妇子乐,日出牛羊散。携酒莫辞贫,东风花欲烂。曹勋(一○九八~一一七四)字公显,阳翟人,有“松隐文集”。他的诗不算少,都是平庸浅率的东西,只除了几首,就是他在绍兴十一至十二年出使金国的诗。那时候的出使比不得北宋的出使了,从交聘的仪节就看得出来。北宋封辽低头,却还没有屈膝,觉得自己力量小,就装得气量很大;从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推测,奉命到辽国去的人大多暗暗捏著一把汗,会赔小心而说大话就算是外交能手,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苏轼所记富弼对辽主打的官话和朱弁所记富弼回国后讲的私话是个鲜明的对照,也是这种外交的具体例证;他对辽主说,中国的“精兵以百万计”,而心里明白本国“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只有“忍耻增币”一个办法。欧阳修、韩琦、王安石、刘敞、苏辙、彭汝厉等人都有出使的诗,苏颂作得最多;都不外乎想念家乡,描摹北地的风物,或者嗤笑辽人的起居服食不文明,诗里的内容比较贫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已经是北宋建国以前的旧事,苏辙在燕山的诗也许可以代表北宋人一般的感想:“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换句话说,五代的那笔陈年宿账北宋人当然引为缺憾,不过并未觉得耻辱。有的人记载那里的人民对儿子说:“尔不得为汉民,命也!”或者对逃回去的宋人说:“尔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有的人想激发他们就地响应:“念汝幽蓟之奇士兮……忍遂反衤任偷生为?吾民就不愿左袒,汝其共取燕支归!”假如那里的人民向使者拆说过:“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这些话至少没有反映在诗歌里。靖康之变以后,南宋跟金不像北宋跟辽那样,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叔侄”──老实说,竟是主仆了;出使的人连把银样蜡枪头对付铁拳头的那点儿外交手法都使不出来了。金人给整个宋朝的奇耻大辱以及给各个宋人的深创钜痛,这些使者都记得牢牢切切,现在奉了君命,只好憋著一肚子气去哀恳软求。淮河以北的土地人民是剜肉似的忍痛割掉的,伤痕还没有收口,这些使者一路上分明认得是老家里,现在自己倒变成外客,分明认得是一家人,眼睁睁看他们在异族手里讨生活。这种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曹勋是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人,比他出使早十年的洪皓的“鄱阳集”里就还没有这一类的诗。巴黎人贵宾会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临川人,有“临川文集”。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诗,例如先后注释他诗集的两个人就是很不赞成他的人。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跪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乱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有时他还用些通俗的话作为点缀,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墙土井、有“田舍家风”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锦上添花”这个“俚语”用进去的一首诗可能是他的“即事”。

巴黎人贵宾会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四山矗矗野田田,近是人烟远是邨。鸟外疏钟灵隐寺,花边流水武陵源。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晚度孔间谼,林间访老农。行冲落叶迳,坐听隔江钟。后舍灯犹织,前溪水自春。无多游宦兴,卜隐幸相容。

秦观(一○四九~一一○○)字少游,又字太虚,高邮人,有“淮海集”。在苏轼苏辙兄弟俩的周围有五位作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陈师道,所谓“苏门”。张耒和晁补之都有诗把这一“门”五口儿描写在一起,仿佛是来了个“合家欢”。不用说,一家人之间也往往分个亲疏厚薄,陈师道就觉得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后人还代他抱不平。这五位诗人并不模仿苏轼的风格,而且除掉陈师道受黄庭坚的影响以外,彼此在创作上各人走各人的路。晁补之的诗最差。只有一点值得提起:宋代对李白虽然推崇,不像对杜甫那样的效法,晁补之和同时的徐积、郭祥正也许是欧阳修、苏轼以后仅有的向李白学习的北宋诗人。徐积甚至说杜甫比起李白来,就像“老骥”去追赶“秋鹰”、“霜鹘”。一点光分草际萤,缲车未了纬车鸣。催科知要先期办,风露饥肠织到明。水碧衫裙透骨鲜,飘摇机杼夜凉边。隔林恐有人闻得,报县来拘土产钱。伤停两个月后,欧文复出时间确定了!巴黎人贵宾会萧德藻(生卒年不详)字东夫,自号千岩居士,长乐人。他在当时居然也跟尤、杨、范、陆并称,可是诗集流传不广,早已散失,所存的作品都搜集在清代光聪谐的“有不为斋随笔”卷丁里。他跟曾几学过诗,为杨万里所赏识,看来也想摆脱江西派的影响,所以他说:“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用字造句都要生硬新奇,显得吃力。他有一篇“吴五百”的寓言,为中国的笑林里添了个类型,後世转辗摹仿,而完全忘掉了他这位创始人;这一点也许可以提起。

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却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贴。他也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要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後、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例如他的“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说:“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这两句曾为“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的诗就是搬运王梵志的两首诗而作成的,而且“铁门限”那首诗经陈师道和曹组分别在诗词里采用过,“土馒头”那首诗经黄庭坚称赞过。他是个多病的人,在讲病情的诗里也每每堆塞了许多僻典,我们对他的“奇博”也许增加钦佩,但是对他的痛苦不免减少同情。宗泽(一○五九~一一二八)字汝霖,义乌人,有“宗忠简公集”。他是个抵抗金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宋代把他跟岳飞并称。他的诗平平实实,并不在文字上用工夫。有客有客官长安,牛酥百斤亲自煎。倍道奔驰少师府,望尘且欲迎归轩。守阍呼语“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复倍于此,台颜顾视初怡然。昨朝所献虽第二,桶以纯漆丽且坚。今君来迟数又少,青纸题封难胜前。”持归空惭辽东豕,努力明年趁头市。掷梭两手倦,踏茧双足趼。三日不住织,一疋才可剪。织处畏风日,剪时谨刀尺。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父母抱归舍,抛向中门下;相看各无语,泪迸若倾泻。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门限,叫骂嗔纳晚。安得织归心,变作监官眼!

经过叶适的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或者“唐体”风行一时,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名叫“江湖派”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像徐照和翁卷──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像徐玑和赵师秀,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钜公”,譬如叶适、赵汝谈、刘克庄等。名叫“唐体”其实就是晚唐体,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江湖派不但把“唐”等於“晚唐”、“唐末”,更把“晚唐”、“唐末”限於姚合、贾岛,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四灵”所谓“唐诗”是狭义的“唐诗”。“四灵”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全集很少变化,一首也难得完整,似乎一两句话以後,已经才尽气竭,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是这“四十字”写得并不高明,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像律赋或时文的“破题”;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换句话说,还不免“资书以为诗”,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罢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关品充官茶。今年闽中监司乞进关茶,许之。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他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刻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後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著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从劳动过渡到隐逸。宋代像欧阳修和梅尧臣分咏的“归田四时乐”更老实不客气的是过腻了富贵生活,要换个新鲜。西洋文学里牧歌的传统老是形容草多麽又绿又软,羊多麽既肥且驯,天真快乐的牧童牧女怎样在尘世的乾净土里谈情说爱;有人读得腻了,就说这种诗里漏掉了一件东西──狼。我们看中国传统的田园诗,也常常觉得遗漏了一件东西──狗,地保公差这一类统治阶级的走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制度。诚然,很多古诗描写到这种现象,例如柳宗元“田家”第二首、张籍“山农词”、元稹“田家词”、聂夷中“咏田家”等等,可是它们不属於田园诗的系统。梅尧臣的例可以说明这个传统的束缚力;上面选了他驳斥“田家乐”的“田家语言”,然而他不但作了“续永叔‘归田乐’”,还作了“田家四时”,只在第四首末尾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过不了年,此外依然沿袭王维、储光羲以来的田圆诗的情调和材料。秦观的“田居四首”只提到了“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和“得谷不敢储,催科吏傍午”,一点没有描画发挥,整个格调也还是摹仿储、王,并且修词很有毛病。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彷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根据他的亲切的观感,把一年四季的农村劳动和生活鲜明地刻画出一个比较完全的面貌。田园诗又获得了生命,扩大了境地,范成大就可以跟陶潜相提并称,甚至比他後来居上:例如宋代遗老的“月泉吟社”的诗里和信里动不动把“栗里”、“彭泽”来对“石湖”;而贾政的清客就只知道:“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最耐人寻味的是“月泉吟社”第四十八名那首诗的批语。诗题是:“春日田园杂兴”;诗的结句是:前村大吠无他事,不是搜盐定榷茶”;批语是:“此时无一字不佳,末语虽似过直,若使采诗观风,亦足以戒闻者。”换句话说,尽管范成大的“田园杂兴”裏里也讽刺过公差下乡催租的行迳,头脑保守的批评家总觉得田园诗里提到官吏榨逼农民,那未免像音乐合奏时来一响手枪声,有点儿杀风景,所以要替第四十八名的两句诗开脱一下。这证明范成大的手法真是当时一个大胆的创举了。“婆饼焦”,“车载板”,饼焦有味婆可食,有板盈车死不晚。君不见比来翁姥尽饥死,狐狸嘬骨乌啄眼!

八月江湖秋水高,大堤夜坼声嘈嘈。前村农家失几户,近郭扁舟屯百艘。蛟龙婉蜒水禽白,渡头老翁须雇直。城南百姓多为鱼,买鱼欲烹辄凄恻。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飞得既不高又不远,终不失为飞禽,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力气很大,也生了一对翅膀,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巴黎人贵宾会伛偻溪头白发翁,暮年心事一枝筇。山衔落日青横野,鸦起平沙黑蔽空。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东山”“七月”犹关念,未忍浮沉酒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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