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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塞尔·焦万尼·本蒂沃利(MesserGiovanniBentivogli,1438—1508),安尼巴莱·本蒂沃利之子。其父被杀时,他才七岁。长大后在波洛尼亚执政(1462—1504)。再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要求,对于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赞助而赢得新国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些赞助他的人这样做的;如果这不是由于对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只是由于他们对前政府不满意,那么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难才能使他们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要满足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鉴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细考虑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赢得那些对前政府感到满足因此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们作为朋友,比那些由于对前政府不满因此成为自己的朋友并赞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们是远为容易的!另一种无益的军队是外国的援军。这是请求一个强国进行援助和保卫自己的时候派来的军队,如近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对费拉拉用兵的时候吃了他的雇佣军的苦头,于是转而求助于外国援军。他同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约定由后者用他的人员和部队援助[1]。这些军队本身可能是有用的、良好的,可是对于招请这些军队的人来说却几乎经常是有害的,因为如果他们打败了,你就完蛋了,反之如果他们赢得胜利,你就要成为他们的俘虏。亚洲赌博平台大全假使路易十二世不是由于夺取威尼斯人的领土从而犯了第六个错误的话,那么当他在世的时候,那些错误是不足以损害他的威望的。因为假如他不曾使教廷的势力扩大,不曾把西班牙人引入意大利,那么他使威尼斯人屈服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可是由于他已经采取了那些办法,他就决不应该同意让威尼斯灭亡:因为如果威尼斯人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他人对伦巴第打主意;因为威尼斯人除非使自己成为那里的主宰之外决不会同意这种企图的:还因为,别国绝不会愿意从法国手中夺取伦巴第以便把它送给威尼斯人,而且不会有同两者为敌的勇气。

亚洲赌博平台大全[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关于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依靠幸运而成为君主这两种方法,我想提出尚在我们脑海中的两个例子。这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切萨雷·博尔贾这两个人。弗朗切斯科运用适当的手段,依靠自己卓越的能力,由平民一跃而为米兰公爵。他取得其地位时备极辛苦,事后保持其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了。另方面,那位被老百姓称为瓦伦蒂诺公爵的切萨雷却是依靠他父亲的好运而取得那个国家的。可是后来由于这种好运消失,他也就亡国了,尽管他在这个依靠他人的武力和依靠幸运而获得的国家里,为着使自己能够在那里扎根,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并且凡是一个明智能干的人应做的一切事情他都做了。因为,正如以上所述,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考察一下公爵的全部进展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为着他的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我认为讨论这件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君主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再说,如果他的处置无济于事的话,这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运气极端的异常恶劣使然[1]。我想进一步论证这种军队的不可靠。雇佣军的首领们或者是能干的人,或者是不能干的人,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够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人,他往往使你毁灭。如果有人回答说,不论是否雇佣军,只要手中掌握了武器,都是一样行动的。对此,我回答说,当君主或共和国必须用兵时,君主必须身临前敌,并且亲自挂帅。共和国则必须委派自己的公民前往,如果被派的人结果力不胜任,就必须予以撤换;如果其人胜任其事,则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不要让他越出指示范围。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君主自己和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才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而雇佣军只能造成损失。而且要使一个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起来的共和国服从它的某一个公民的支配,比一个靠外国武力武装起来的国家远为困难。

[11]巴尔托洛梅奥·达·贝尔加莫(BartolomeodaBergamo,1400—1475),自1424年在威尼斯当雇佣军,后任将领,战败死亡。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市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所谓其他一切军队就是雇佣军或者援军。如果你考虑一下我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四个人[5]的办法,并且观察一下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菲利普以及许多共和国和君主怎样整军经武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很容易找到组织自己军队的办法。而对于这种办法我是完全信赖的。在这里必须注意:善行如同恶行一样可以招致憎恨。所以,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一位君主为着保存自己的国家往往被迫做不好的事情:因为为了保持你的地位,当你认为自己需要的那些人——无论民众也好、军队也好、贵族也好——腐化堕落的时候,你为着使他们高兴,不得不迎合他们的脾胃。从而善行将与你为敌。亚洲赌博平台大全因此,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成为君主的话,他应该同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免于压迫,君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同人民对立而依靠贵族的赞助成为君主的话,他头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如果他把人民置于自己保护之下,他就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原来预料要受到他的损害而现在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们对自己的恩人一定更加接近;人民立即对他充满了好感,胜过那些赞助他登上王位的人们。而且君主要赢得人民的好感有许多方法。这些方法根据各种情况而互不相同,我们不能够制作出一定之规,因此现在就不谈了。我只是断言: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友谊,否则他在逆境之中就没有补救办法了。

通选大臣,对于君主说来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人们对于一位君主及其能力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通过对他左右的人们的观察得来的,如果左右的人们是有能力的而且是忠诚的,他就常常能够被认为是明智的,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认识他们的能力并且使他们忠贞不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就往往会对他作出不好的判断,因为他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出在此项选择上。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卫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主如果缺乏这种专长,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那些依靠能力而成为君主的人,在取得君权的时候是困难的,但是以后保持它就容易了。在取得君权时发生的困难,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着建立他们的国家和确保安全,不得不采取新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记住,再没有比着手率先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比此事的成败更加不确定,执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这是因为革新者使所有在旧制度之下顺利的人们都成为敌人了,而使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顺利的人们却成为半心半意的拥护者。这种半心半意之所以产生,一部分是这些人由于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有利于自身的法律,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人类的不轻易信任的心理——对于新的事物在没有取得牢靠的经验以前,他们是不会确实相信的。因此,当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结党成帮地干起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们只是半心半意地进行防御。为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危险重重的。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

[2]格尔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纪意大利两大对立的政治派别。格尔夫党一般支持教会,此派以佛罗伦萨、波洛尼亚和米兰为代表;吉伯林派与前者对立,在意大利北部(包括皮萨、韦罗纳等地),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其斗争沦落成为单纯的宗派性的斗争。为了更稳固地保有国家,君主们建筑堡垒,作为对付那些企图反对自己的人们的缰绳和马勒,并且作为对付突然失宠的安全避难所,这已经成为习惯了。我赞赏这个方法,因为是自古以来就通用的。然而在我们时代里,已经看到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破坏了卡斯特洛市的两个堡垒以便保住那个国家[4]。乌尔比诺公爵圭多·乌巴尔多[5]回到他过去被切萨雷·博尔贾逐出的领地,他把该城的所有堡垒夷为平地;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堡垒,他再度丧失他的国家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本蒂沃利奥回到波洛尼亚的时候[6]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

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8]焦万尼·奥库特(GiovanniAucut,1320—1394)是英国武士约翰·霍克伍德在佛罗伦萨用的名字。此人曾参加英法战争,由英王受勋,后纠集队伍到意大利各国作为雇佣军,成为著名的“白衣连队”,参加多次战役,死于佛罗伦萨。亚洲赌博平台大全[8]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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